近期，有关房产税和遗产税的讨论正在热烈进行着，赞成者与反对者人数都不少。虽然反对者对无法控制政府征税权所表达的不满值得重视，但就房产税与遗产税本身而言，却是无可争议的好税种。事实上，对这两个税种的讨论，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税制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即把当前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转为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

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体，在全部税收收入中，间接税（以增值税为主，还包括消费税、关税等商品税）的比重接近70%。为什么要从间接税制转为直接税制？这至少有两个原因，或者说直接税制具有两大好处：一是直接税不影响（或不直接影响）商品价格，有利于降低商品价格以促进商品销售，从而以扩大了的内需来拉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另一个则是降低间接税制的累退性，用直接税将税收负担分配给有能力的人承担。前者对于自1998年以来就呼吁启动内需的中国来说，重要性不必多言，后者还有必要进行一些解说。

间接税通常采取比例税率，就商品销售额来征收。由于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比高收入者要高，因而以收入来衡量，往往是低收入者承担了更大比例的税收。在税收学中，这被称为累退性。举例言之：假设商品税比率为10%，高收入者的收入为10000元，消费5000元（其余5000元用于储蓄）；低收入者的收入为3000元，全部用于消费。这样，高收入者缴纳的商品税为500元，占收入的5%；低收入者缴纳的商品税为300元，占收入的10%。显而易见，在这个例子中，低收入者承受的税负更高，在商品自愿买卖的外衣下，原来市场决定的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扩大。

因此，在当今中国，要促进商品交易以扩大内需，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应逐渐进行税制结构转换，将其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转为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

如何进行这样的转型？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逐渐降低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不再将其作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可以考虑的措施有：在当前营改增的基础上，降低增值税税率，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将现行的13%和17%两档增值税税率，降为10%和13%。还应将当前推出的针对小微企业暂时实行的免税政策，予以永久化。与此同时，在适当时机，选择特定假日实施免税日，即在零售环节针对普通消费品（不包括烟、酒、汽油等商品）在特定日期免于征收增值税。与分税制改革可以配套进行的是，将增值税逐渐转为省级政府的专属税种。这样，在各省税收竞争的压力下，该税种不再可能成为阻碍内需扩大的不利因素。扩大内需，摆脱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可靠基础。相对于原来的亚洲四小龙来说，中国这样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体，不可能长期保持超过65%的外向依存度，这是世界经济所不能承受的。

第二，逐步提高个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并逐渐将其建设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形式。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改革现行个税体制，已提出很多方案，如将个税从分类征收改为综合征收，将所有的个人收入都统一纳入征税范围，征税时考虑家庭状况，同时加强对高收入者的征管，以及降低个税级次（目前7级）与税率等。这些方案都值得考虑并予以实施。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如果将个税变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形式，那么将形成个人收入与中央政府收入同步增长的机制，这将使中央政府有动力去提高居民的个人收入，从而提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进而为以内需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就当前中国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样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工人的收入已基本赶上美国工人，但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工人收入还远远不及美国工人的1/6。因此，要破除对个税的一种误解，以为它会伤害普通人的利益。实际上以个税作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形式，将使政府增收与普通人收入增加同向而行，这对普通人而言不是灾难，而是福音。

第三，开征房产税与遗产税等直接税税种。显然，房产价值和遗产价值是衡量税负承担能力的良好指标，以此来分配税收负担有利于将税负落实在有能力的人身上，有利于改善起点公平，从而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状况。

不过，房产税的征收，对象应该是超过标准使用面积的房产价值，其性质是对超标准使用土地而征收使用费，从而避免对并非居民所有的土地价值征税。同时，应将房产税作为逐步代替土地出让金的制度措施来实施。与其他国家的做法相同，我国的房产税也应作为基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遗产税（及赠予税）的征收，其对象应主要是富裕阶层的遗产，同时应对富人的慈善捐赠价值给予一定的税收抵免优惠，以鼓励富裕阶层在生前就选择合适的慈善公益项目进行捐赠。这样做，政府从遗产税中获取的收入可能会非常少以至于无，但可以大大促进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将中国税制从当前的间接税制转为直接税制，将会大大促进内需的增加，将使政府的收入依赖于个人的所得，并使税收负担落在有能力的人身上。这将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成长、促进政府对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重视，并使社会更加公平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