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近日在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粮食安全作为明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之首。

12月14日，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上，“粮食与国家安全”是大会的主题。与会学者提出，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点，特别是对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资源相对匮乏的我国来说，更应该是战略重点。目前粮食安全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增长已无弹性可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主要面临耕地压力、水利失修、水源污染、土壤肥力下降、化肥农药依赖、良田抛荒、粮食进口增加、浪费、外资种业控制、转基因十大难题。

粮食安全有“内忧”

11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同比增长2.1%，中国粮食产量成功实现“十连增”。

在十连增的背后，我国粮食安全却是“内忧外患”。首先，“丰年缺粮”正日益严重。过去十年中，除2008年、2009年两年产稍大于需求外，其余年份的粮食状况均是产小于需，且缺口日益扩大。目前，中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明显，虽然官方多年来一直仍将95%的粮食自给率作为目标，但到2012年底，这一数字已跌破90%。

由于国内学界对粮食的定义有所不同，这使得粮食自给率的问题也存在争议，焦点在于大豆，有观点主张将大豆排除在粮食统计之外。由于我国进口大豆已超过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使得粮食自给率被拉低近10个百分点。

此外，中国三大主粮作物净进口也呈现常态化。去年我国粮食净进口总数为1900万吨左右；今年前7个月的总数已达1143.9万吨。不仅如此，继玉米在2011年进入“全面进口元年”后，中国亦有望于今年超越埃及，成为全球最大的小麦进口国。按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进口总量将达650万吨。

2014年，中国将继续对粮食进口实行配额制管理，将粮食进口限定在一定数量内。三大主粮目前不会对粮食安全整体造成影响，但也要防范大豆产业的惨痛教训。过去正是放开了国外转基因大豆进口，影响到豆农积极性，最终破坏了我国传统大豆产业。

粮食安全有“外患”

由于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高，国际大豆价格的风吹草动，都直接波及国内的豆油市场，并对饲料价格、猪肉价格形成连锁反应。如果粮食过多地依赖进口，国际粮价的波动将迅速地波及国内。

在国家安全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均提到，粮食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有学者提到：“国际粮价并不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而是由国际垄断粮商控制，国际市场能否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还是个问题。”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文荣表示，2005年-2008年是世界粮食丰产期，但是结果恰恰是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无论是大米还是小麦，在全世界粮食丰富产期间还是上涨的。这是因为国际粮食市场控制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里。

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主席蒋明君称，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测算，2008年世界粮食库存由2002年的30%下降到14.7%，为30年来最低，世界粮食储备仅4.05亿吨，只够人类维持53天。2009年到2010年全球粮食产量将低于需求水平，从而导致库容下滑，粮食储备的大量减少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课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坚持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注重生产源头治理和产销全程监管。”

粮食增产接近极限

要保证粮食基本自给，无非“开源节流”两条途径。在开源方面，一是提高单产，二是增加或至少稳定耕地面积。我国要求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但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违法占用耕地现象增多。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300个城市今年前11月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62.65%，这其中部分土地就来源于农田耕地。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表示：“多年以来房价居高不下，严重危及18亿亩耕地红线，有的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谎报耕地为荒地卖给开发商。”

吉林省原省长洪虎表示，18亿亩红线谁都不能触动，但是到底下做起来就全变了。他建议可以考虑将18亿亩的红线进一步确定为谷物耕地红线，按照地域层层分解落实到行政村和自然村。

在单产方面，这与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紧密相连。但近年来，八大要素中涉及水、肥、土、种、工等均出现问题。以耕种为例，中国化肥的过度使用致使土地板结肥力下降，一个经常援引的说法是，中国不到世界10%的耕地一年消耗掉全球化肥总量的1/3，而美国、俄罗斯等农业发达国家广泛地推行土地轮耕休耕制度。

中央负责农业的高级官员曾指出，目前粮食增长的要素已无弹性可言。也就是说接近增产的极限了。

云南生态研究所所长那中元将中国农业归为五个层次问题：第一是粮食高产保总量的安全；第二从源头治好面源污染，保证粮食品质安全；第三是大根系、高活性、强根面效应、抗逆土壤自修复、保耕地安全；第四是农业命脉能动性的耕地蓄雨调洪消旱保水资源的安全；第五是综合效应产生的农业生态自修复为主，人工辅助良性循环的生态文明和改善民生的物质环境基础安全问题。

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除了生产端的问题，需求端的矛盾也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因素。有业内人士发出疑惑：“为什么我们有大量的农田和占多数的农民还会缺粮？假如缺粮，为什么那些留在农村种粮的农民收益越来越少，小麦玉米价格跟不上地款化肥农药和机械的投入的涨幅？让他们不得不舍弃良田外出打工养家？”

这样的疑问也反映了中国数亿农民的生计问题。由于我国的粮食一头牵着亿万农民，另一头牵着亿万市民，在衡量通胀参考指标CPI中，食品尤其是粮食是最重要的参数。

因此，我国实行严格的粮食价格管制，以低价从农民手里收粮，但是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农药又是市场机制，这就是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尽管近年来我国粮食收购价有所提高，但是仍远远落后于生产资料涨价的速度，农民的收益被劳动成本、化肥农药等价格吞噬，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的原因。此外，一个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一个月的收入，有时候比在家务农一年收入还高，这也是农田抛荒、两季改一季的原因。

事实上，农业收益低的现象在国外也很常见，他们主要通过补贴实现了种植与收益的均衡。近年来，我国也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仍无法提高。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农业补贴水平与世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周世俭在演讲时提供了一组数据，2011年农业补贴1406亿元，占农业总产值4.77万亿元的2.95%，2012年补贴1923亿元，占全部农业总产值3.67%，与WTO规定的8.5%还存着较大的差距。

周世俭说：“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余地非常大，一千多亿对全国一年超过十万亿的税收来源不算什么。我们对农业的补贴严重不足，理应扩大，发达国家都是大大超过补贴限额，确保本国人民享受低价食品。”

另一方面，补贴漏洞也是原因之一。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开场报告时提到，“我们补贴的钱很多。但是比如农机下乡，很多钱都没有真正落到农民口袋里去。”

吉林省原省长洪虎认为，应该建立有利于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价值体系，减少财政补贴一刀切弊病，主要靠财政补农不如把粮价抬起来，财政转过来，城市没有收入的或者低收入的人群能够消费得起粮食。如果现在粮价还是很低，农民种粮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从需求端看，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市场安全、社会安全一脉相承。因此，粮食风险是系统风险，解决粮食安全是系统工程，既是经济系统工程又是社会系统工程。”

良种良肥良法增产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这为未来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提供了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表示，改进我国粮食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提高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通过科技进步来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办法很多，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增施肥料，提高栽培技术水平等办法，其中立竿见影也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优良品种。”

袁隆平称，目前正在试验的杂交水稻亩产已经达到988公斤，达到1000公斤后，还要继续向1100公斤、1200公斤进军。

除了杂交稻为代表的良种外，良肥良法也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成都市原市委副书记张锋介绍，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得奖人石畅旭院士领导的团队，通过十年的探索发明了郑光纳米复合肥，这个复合肥治理沙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这个纳米肥料又用在农业上，在水稻上已经取得平均增产10%-30%的效果。

张锋说：“如果这两种肥料跟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抱团发展，那么良种良肥良法这个技术体系支撑起来，会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增加雄厚的底气。”

在作物改良时，中国已将增加品种的抗虫、营养高效利用、耐旱、抗逆等性状作为重要目标。但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农业的相关研究却存在厚薄不均，具体表现为育种技术比耕种栽培更受重视，前者获得的资金比后者多出几十倍、上百倍。而在育种领域，转基因又比非转基因“受宠”，转基因的科研经费高达260亿元，而常规育种只有1.8亿元。

种子硅谷园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袁隆平助理黄崎也提到种子安全的问题，他说：“袁院士说关键时刻一粒小小的种子可以绊倒一个大国。中国如果不注意种业的安全、不注意粮食安全有可能会栽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