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94年年来，我国税收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种税收超越于经济增长的态势，使得税收超速增长是否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问题受到普遍关注。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税收超常增长的原因，并验证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进而对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税收增长；经济增长；税制；回归分析

　　一、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现状

　　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规模最大、内涵最深、范围最广的一次结构性税制改革。而此次税制改革后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税制基本未作大调整背景下中国税收持续15年呈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自1997年后，税收增幅一直处于超经济增长的状态，这也直接导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11%窜升至2008年的18%（见表1）。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指出：“发生在过去13年来的中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现象，不仅在中国，而且是世界上的一个特例。对于这一特例发生的缘由，难以用一般规律加以解释。”通常认为税收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产业结构不均衡、税收征管的强化以及进出口不平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不管是那种因素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既定的前提下，税收增长连续的超经济增长，即意味着经济资源更多的向政府部门转移，由政府机构进行新的配置。也就是说它事关GDP在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分割格局，牵涉有关中国宏观税负问题的判断，故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有重大影响。

　　二、税收超常增长的判定

　　1、税收弹性角度判断

　　从政府公共职能角度看，税收必须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缘于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市场失灵因素会日益增多，从而要求政府干预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应不断增加。再者，由于社会的进步，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等等。以上因素将会导致政府公共支出规模随经济发展不断增长，从而必然要求税收收入呈现一定幅度的增长，这种增长有些时期甚至快于经济增长，即表现为税收弹性等于或大于1，这样才能适应政府行使职能需要。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政府通过税收获取经济资源的主要目标就是弥补市场的失灵，只有这样社会资源的配置才能达到最优。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力度不断减弱，政府支出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支出。最近十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减缓，比重下降，社会文教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最快，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从原来的13%左右提高到19%多。这种情况下，把更多的经济资源若由政府来配置，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符合帕累托效率原则的。

　　然而从税收弹性看，自1997年以来，我国税收弹性连续11年超过1，个别年份甚至达到2.5，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中，税收分得的比例是连续不断的增加（1994年来税收弹性情况见图1），并被投向于非经济活动。显然，无论是从征收，还是从使用方向来看，税收增长都是超常的。

　　2、税收痛苦指数角度判断

　　西方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税收效率原则，其含义是多方面的。从资源配置角度，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使社会从可用资源的使用中获得最大的效益；从经济机制角度，税收要有利于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不仅可以使得微观经济效益提高，宏观经济也要稳定增长。也就是说，政府的税收行为要尽量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即纳税人经济活动的影响，尽量不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选择，并且通过税收所获取的社会资源获得的经济效益大于微观经济主体。

　　那么，经过连续十几年的税收快速增长，目前的税收行为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否产生较大影响了呢？也许下面的数据能说明一些问题。2005年，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中文版以封面标题形式发表特别报道：2005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旨在通过一年一度的全球税负调查，为企业及其雇员提供投资和就业指导，用这一指数作为衡量政府税收政策是否有利于吸引资本和人才的最佳标准。其与我国税负有关的基本结论是税负痛苦及变化指数中国排名第二，绝对值为160.而到了2006年，我国税收痛苦指数仍为第二。2007年，我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2008年由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改革等原因，我国税收痛苦指数下降到全球第五。到了2009年，根据该杂志的评出的我国痛苦指数仍为世界第二。

　　诚然，税负痛苦指数是以各地区最高边际税率计算的，不能完全说明实际税负的高低。但我们始终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增长超过10%的前提下，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观税负是在不断上升，已经由94年的10%左右达到18%以上（如表1），短短的15年税负上升了近1倍，税收增长之快可见一斑。

　　3、现行税制产生的背景角度判断

　　追溯一下现行税制的出生背景，便可发现，在1993年后期，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二：一是严峻的通货膨胀。为应对当时高达20%以上的通胀率，要调动包括税制在内的几乎所有可能的手段。“抑热”便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二是严峻的财政拮据。为扭转当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下滑势头，要在税制设计中渗入增收的因子。“增收”也就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这两个着眼点，与当时只有50%上下的税收实际征收率相遇，“宽打窄用”的理念也就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进入税制设计过程中。也就是说，我国的现行税制在出生之时，就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从而也就为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巨大反差埋下了伏笔。正是这一预留的拓展空间，随着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工程等强化征管手段不断实施以及现代化征管工具投入，当实际征收率很快提高到70%以上，税收一如脱缰野马，出现超常增长也就成为必然。

　　4、与其他国家对比判断

　　从国际实证分析看，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条件可以表现为税收弹性大于1。已有研究资料表明，90年代末，美、日、英三国税收增长速度均快于其经济增长速度，表现为税收弹性大于1。结合三国经济发展情况可得出：在不考虑大的经济波动或其它冲击情况下，就一国政府而言，税收弹性系数大于1，对于保持稳定经济意义重大。然而，世界上还没有那一个经济大国像我国一样出现连续10年的税收超经济增长，部分年份甚至超出1倍以上。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目前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政府在公共领域内的职能比发达国家要弱的多，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仍然是发展经济，政府并不能提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公共职能。那么，税收使得政府不断快速提高占有经济资源的份额，必然影响经济发展，是否超常增长不言自明。

　　三、税收超常增长的影响因素

　　具体从各影响因素看，我国税收增长基本可以排除政策和通胀因素。这是因为从我国实际来看，通货膨胀率对税收增长的原因不是主要的。如从1998—2003年税收超经济增长较多的几年看，各种价格指标上升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0.3%，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年均增长-0.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0.7%，经济总体为通货紧缩的影响。此外，从1994—2007年，我国基本没有发生大的税制改革，税收制度因素也不会成为主要因素。于是，征管、经济等因素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1、经济是影响税收增长重要因素

　　尽管财政部税政司在《科学认识税收增长和GDP增长的关系》中认为GDP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不存在直接的、量的对应关系，两者不能简单地比较，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通过相关的统计软件分析发现，经济因素仍是影响我国税收收入的最主要因素。

　　（1）税收收入与GDP相关性检验。通过SPSS统计分析软件，得到税收收入与GDP相关性结果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税收收入与GDP相关系数为0.997，非常接近于1，而且Sig为0.000，即出现不相关的概率为0，通过检验。说明我国税收收入与GDP呈现高度的正相关，税收随经济的增长呈增加态势。

　　（2）经济总量变动对税收的影响。从上面的检验得出，税收与GDP高度相关。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经济与税收相应的变动趋势，在此分析中我们选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拟合。

　　y= bx+c其中，y表示税收收入，x表示GDP

　　利用SPSS软件分析得出：

　　得到回归方程：y=0.203x-7094.9

　　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2=0.997，由于变量的个数会对R2产生影响，修正R2更能反映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在此方程中修正R2的值为0.994，方程的拟合程度很高，较好的体现了GDP对税收的影响。

　　以上的方差分析表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F值为2359.542，Sig值为0.000，小于0.05，通过F检验，说明我国的GDP与税收收入存在线性解释关系，回归方程能够成立，具有统计意义。

　　（3）经济增量对税收增长的影响。进一步，我们验证经济增量对税收增量的影响，也就是考察经济增长额与税收增长额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税收增长额=0.212*GDP增长额-422.37

　　模型中，GDP的T检验值为8.132，Sig值为0.000，小于0.05，GDP增量对税收增量具有显著影响，可以通过GDP增量去解释税收增量。

　　在R检验中修正R2为0.823，说明此方程的解释程度不是很高，我国的税收增长受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

　　（4）经济发展模式对税收增长影响。目前地方政府的产业安排、目标设置、工作执行都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最终评价目标，这种片面的评价考核体制，客观上引导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以是否能增加当地财政收入为选择产业的第一标准，靠投资驱动激励机制带来的税收高增长，实质上是一种低效益扩张，用扩大生产的形式拿走税收，再把大量贷款投入到低效投资中去，弊端十分明显，但却快速的拉动了税收收入的增长。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经济因素是影响税收收入及其增长的重要性因素。

　　2、征收率的提高是影响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指出，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两个分析报告（许善达，2004；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2006）表明，中国税收的综合征收率已经由1994年的50%上下提升至2003年的70%以上。也就是讲，在10年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提升了20个百分点。实际征收率提升的同时，便是税收收入的相应增长。随着税务部门的人员素质和技术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税收征管工作的力度的不断加大，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距离将会越来越拉近。在如此的条件下，可以预期税收实际征收率将会稳步提升，税收收入肯定要保持相当的增长势头，在过去的12年间，现行税制所具有的巨大的拓展空间，可能是支撑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在当前的中国，支撑税收增长的最主要的非经济因素，即税收征管。支撑税收超GDP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就在于税收征管水平的不断提升。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依据1994年税制，随着经济发展和征收力度的提升，税收必然会出现超常增长，而这种税收收入的超常增长对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呢？

　　四、税收超常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1、税收超常增长对经济影响

　　分析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角度之一就是研究宏观税负特别是边际宏观税负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宏观税负高低可用于分析现有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的影响，边际宏观税负高低可用于分析税收收入增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我国各地区1994—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以各地区年度宏观税负和边际税负为自变量进行计量分析（数据来源见表1）。

　　设二元回归模型为：

　　RG= a RT + b RMT + c

　　其中，RG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RT代表宏观税负，RMT代表边际宏观税负

　　得出：RG=1.204RT–1.081RMT+18.889

　　（1.979）（-4.147）（2.739）

　　从模型检验结果看，由于宏观税负未通过检验，宏观税负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好是坏，计量结果无法得到定论；但边际宏观税率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检验，说明从全国整体上看，边际宏观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降低1.081个百分点。可见，税收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将抑制经济增长。

　　2、促进税收收入与经济和谐增长的建议

　　（1）新税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本文认为，在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经济制度中，税收制度应是与时俱进最强的那一类。由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都应在现行税制的与时俱进中得到验证，得以解决。从长远看，我国税制结构在不远的将来将过渡到商品课税和所得课税并重的格局上来。从最终的发展方向来看，我国应该实行由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格局。我国应强化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同时降低或取消对生活必需品课征的流转税。降低流转税比重所减少的收入，可用开征财产税及加强对个人所得征税以及防范外资企业避税等措施来弥补。

　　（2）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调整。传统的发展观将单纯追求经济总量与速度增长，并以此作为衡量发展的惟一标志，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这一发展观指导下的直接产物。目前这种以投资为主要动力，缺乏技术进步的需求拉动型的增长方式在未来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看，必须打破用高投入换来较高的GDP增长速度，较高的财政税收收入，忽视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原有经济发展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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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部课题组：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税收的超长增长和减税［J］。税务研究，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