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从广度和深度上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改革。稳定税负，提升福利，集大权、聚大财、办大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方向骤转，对未来市场经济走向的影响不容低估。

新一届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其中的结构性减税被视为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关键内容。然而，视觉中的结构性减税原本就并不显着，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张力就变得愈发模糊不清。

结构性减税，从政府层面看，减税是确定的，是主旋律，尽管是结构性的；而从企业层面，税收一年紧过一年，对为政府打理钱财的专家学者渲染的“轻税政策”没有太多感觉，反倒是对资源税、消费税、环保税、房地产税、社保税费以及地方附加这些杂七杂八税费与时俱进地“结构性增加”挠头不一。在固化的利益格局面前，要达到屁股与大脑高度一致，不同的观察维度是一种必然，这也正是中国税收的逻辑。一个浅显的道理是，税收中从来就没有福音。无论是加税还是减税，毫无例外。

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结构性减税最重要事项是“营改增”。相关部门使用专业财务术语摊出一个又一个账簿，并时时提醒人们注意高达千亿这样一个年规模减税让利数字。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目前的“营改增”旨在完善中国增值税制度，使人为断裂的增值税链条衔接起来，清除重复征税，确保税收工具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税收中性作用。如果这一“纠漏补缺”举措在实施过程中有什么税收损失的话（相对于政府而言），这也仅仅是必要的财政支付，归于税制改革中的成本项目。片面强调甚至扩大解读其中的“减税”，不是无知，就是有些别有用心了。何况，仓促的“营改增”试点，让中国增值税体系变得如此庞杂，导致企业财务和税收成本骤升，部分行业（企业）税负更是不减反增。而建筑、房地产、工程施工等行业，由于实施“营改增”将导致企业税负大增而一再延宕。

上述种种，或许是企业家对结构性减税感觉不那么灵敏的主要原因。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最近在接受访谈时指称，这些年，中国的减税政策“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实质性的减税。”周天勇认为，“主要阻力在财政税收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肯定不愿意减税，地方政府总是处于钱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财政养的机构和人员太多了，他哪能减税。土地出让金多留给农民，给中小企业减税，地方政府会这么做吗？不会的。在没有制约的格局中，政府支出需求的无限扩张性，与征税的有限性一直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尚需警觉得是，按照秦晖先生总结的黄宗羲定律，在中国历史上，每轮大的税费改革过后，纳税人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问题远不止于此。最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稳定税负”这一极具新意、出自顶层的提法，对新一轮税制改革在大的原则和方向上进行了全新定位。“稳定税负”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既牵涉到总体税收负担（比如税收与GDP总量的关系），又涉及税制结构优化路径（比如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以及纳税人核心利益、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等等。对此的官方解读，比较典型的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的观点。刘尚希认为，过去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出经济的增长，老百姓担忧甚至有骂声。最近一年尤其是经济增长下滑以后，财政收入的增长又低于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其这么下去，意味着宏观税负会下来，今年的赤字已经跳跃性增长，明年的赤字若是又跳跃性增长，那肯定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现实条件，我认为稳定税负是非常正确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明确提到，要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在论述如何落实上述精神时指称，今后将全面清理已经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应彻底终止不再延续，对未到期限的要明确政策终止的过渡期，对带有试点性质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应尽快转化为普惠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把部分有利于总体发展的税收优惠转换为一般条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利益均沾，取消那些阶段性刺激意图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发展规划应与税收优惠政策脱钩，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同时，严格禁止地方政府各种越权税收减免。

按照财政部的改革思路，目前的中国税负水平是适宜的，税收这块绝不能再让。如果个别领域事权与财权错配确实严重的话，中央政府视情上收部分事权，而非下放财权。这种集大权聚大财办大事的思想可能会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影响中国财政政策走向。换言之，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税收政策将趋于谨慎，或有的减税套餐也将大幅缩水。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将转向以政府财政支出为重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中“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网”，对基本养老、教育、医疗以及对社会救济“兜底”为重中之重。较大幅度地加大社会福利投入，或增加税收，或削减其他财政支出，进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往往令全球顶尖经济学家措手不及，准确地说法是“脑感差”。不过，大的方向是确定的。针对目前国内外面临的经济态势，李克强总理曾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面对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调控宏观经济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用短期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比如扩大财政赤字，增加货币投放；另一种选择则是通过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李克强强调，第二种选择既利当前，又惠长远，能够保持经济长期增长、持续健康发展，“但需要咬紧牙关、顶住压力，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我们权衡利弊，采取了第二种选择”。总理在这里更多地强调的是市场主导作用，而非更多地政府干预。稳税负是为了保支出，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其目标无非是为“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政府与市场，福利与税收，尺寸的拿捏无疑颇具技术含量。

如何实现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既定改革目标，在中央层面会有N种选择，其结果将对市场经济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理论上，由于税收和支出存在乘数差异（后者大于前者），如果不考虑腐败成本的话（据称财政支出在中国的腐败成本大约为25%），由于财政支出直接对应GDP，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较之减少税收对经济活动具有更大的财政扩张性效应。然而，对税收做减法，则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实现逆周期调节的稳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将投资决策权交给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力量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市场经济中，垄断、通胀、税收均会导致经济活动萎靡，百姓腰包缩水；相反，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增税“仅仅会”导致更多的政府支出。

正是基于上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在市场中的作用不同，不少人对中国政府未来的财政改革路径提出不同看法。市场派认为，中国政府下一步应该做的是“去福利化”，把保障问题交给市场解决，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谋生能力，对保障也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信息在市场中会反应出来，市场中的企业家会提供相应的服务去满足不同的要求。但是，假如是政府包揽，这样的信息就不会出现，政府无从判别谁需要更多的保障，谁只需要少一点的保障。最终会导致政府和他们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乃至多余的保障，从而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让更多的“部级官员的三亲六戚吃上财政饭”。据媒体报道称，2013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谈到，有一位副部级官员，村干部为“讨好”他，一直给他父亲发放低保。“这用得着吗？难道一个副部长级干部没钱供养自己的老子？说白了这就是送人情嘛，这坚决不行！”据称，李克强总理还为此重重地拍了桌子。

中国的高税收低福利或许已经走到尽头，低税收高福利在中国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稳定税负、适度福利”或成为中央政府的不二选择。固然，中国的当权派不会拿出他们的私房钱去补贴囊中羞涩的底层百姓，官员们对这种貌似愚蠢无比的做法似乎比普通人有更深刻的理喻；至于政府，美国屡试不爽的一条经验表明，每次华盛顿向市场提供补贴从而对市场造成干扰时，华尔街都会想方设法将大部分钱装入自己的腰包，而原本应该获得补贴的人却在由此造成的市场动荡中深受其害。然而，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社会积聚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矛盾逐渐显露，戾气日盛。如何向社会注入正能量，正考验着各级政府智商。这么说吧，无论什么样的市场论，都不能推卸政府的责任，老想最小的责任，无限的权力，这样稳赚不赔的买卖，即使上级不究责，百姓也已经越来越不买账了。

中国整顿税收洼地行动或将采取休克疗法。据称，地方政府为抢食资本资源而搞得五花八门的税费返还政策禁止令已在中央层面制订中，很快就将发布。中央政府下决心对税收优惠碎片进行清理、整合，对相关企业影响不容小觑，尤其是企业投资回报预期或需重新调整。目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区域性政策、行业性政策、企业规模性政策和所有制政策四大类。真正的税收洼地是那些既赚大钱又享受政府补贴，还享受税费特惠政策的企业或行业。但是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觊觎国家再出台特殊税收红利政策已经越来越不现。诚然，企业家们还可以在税收特惠制的消失途中享受些许税收比较优势的感觉。在税收“维稳”期，还是那句老话，企业切记构牢税收防火墙，防止系统性财务风险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