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的技术官僚在公开场合言及财政政策时，一般都三缄其口。这不仅因为央行官员谈论财政问题有越俎代庖之嫌，更重要的是公共财政在各个国家都是敏感问题，一言不慎就可能掉入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的政争之中。然而，今年以来，中央银行圈子里最流行的话题就是政府赤字和主权债务。这也表明，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主权债务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各国货币当局不得不直面的一大问题。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是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年初以来，他几乎言必谈主权债务风险和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问题，试图抓住一切机会，敦促欧元区国家政府拿出政治勇气来削减赤字，但他的声音一次次地淹没在各国政客的相互攻讦之中。

　　欧央行宣布购买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公债，这当然是无奈之举，但也给了欧洲央行极大的发言权。5月31日，特里谢称，在货币同盟之外，“欧元区还需要一个财政同盟，以监督和审核各国财政政策的实施”，这在欧洲债务危机的政策讨论中，无疑是最为激进的声音之一。

　　更具争议的是英格兰央行行长默文•金。在刚刚结束的英国大选期间，金多次批评前首相布朗及工党政府的财政政策。他直言不讳地称，高企的财政赤字是英国经济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英国国债完全可能失去AAA评级。

　　相对于欧洲同行，美联储和伯南克不那么显扬，而这并不能掩饰其对美国公共赤字问题的焦虑。今年4月，美国国会成立一个两党联席的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会上，伯南克着实说了一些对白宫和国会来说不太中听的真话。

　　他的讲话大概表达了几层意思：按照目前的增速，美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难以持续；除了危机引发的税收减少、开支激增等周期性因素，随着美国人口进入老龄化，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结构性赤字将越发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如果奥巴马政府不能采取迅速有力的措施来削减赤字，投资者将会丧失对美国国债的信心，这本身即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构成很大的威胁。

　　伯南克的此番讲话，发生在美国历史性的医改法案刚刚通过之际，而其主要观点即在强调新法案对于美国公共财政的不确定性，这无疑是在提醒美国政府和国会：医疗改革的方向可能出了问题。这与完成历史性突破后奥巴马政府内弹冠相庆的气氛并不合拍。

　　希腊债务危机可能是全球主权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身为技术官僚的央行官员，不过扮演了矿井中预报风险的金丝雀角色。伯南克们的种种表现，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状况迅速恶化，可能形成全球金融新的系统性风险。

　　目前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国际共识，一般基于1997年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确定的标准：即一国公共部门债务余额不超过GDP的60％，而年度预算赤字则不超过GDP的3％。然而，IMF的数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中鲜有达标者：美、英、德、法、日五国2010年预算赤字分别达到GDP的11.0％、11.4％、5.7％、8.2％、9.8％；而五国截至去年年底的公债余额占GDP比例分别为83.2％、68.2％、72.5％、77.4％、217.7％。

　　更坏的消息是，全球金融危机仍一眼看不到尽头，激进财政政策的退出依然遥遥无期，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中短期内仍需要维持较高的财政赤字，并最终将债务总量抬升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同样根据IMF的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约20％，而当前的政策持续下去，2015年这一比例还要再上升近20个百分点，即达到GDP的110％。

　　历史经验证明，主权债务危机从来都是祸不单行，其结果几乎必然引发银行危机甚至货币危机；如果希腊的惨痛教训在美、英上演，势必引爆又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倾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主要贸易赢余国和外汇储备国的东亚国家中，中央银行家们开始感到忧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