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日，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岁老人罗纳德·哈里·科斯在芝加哥去世。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奠基人，他的理论还开启了法和经济学的研究，晚期科斯（至少从1976年开始）又进一步探索经济系统的制度条件和一般规律。科斯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科斯定理为代表的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二是他所实际使用并在晚期进一步探索的经济学方法论对新古典范式的超越。科斯1910年12月29日生于英国伦敦附近威尔斯堡；1929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商业学士学位；1931年获得一笔奖学金开始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调研，形成了第一篇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后来于1937年发表）；1932年获得学士学位，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迁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布法罗大学、弗吉利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1959年发表《联邦通讯委员会》；1960年完成另一篇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一般认为1937年和1960年的经典论文奠定了科斯后来的诺奖殊荣。其实在这些经济学理论贡献甚大的论文发表之后，科斯探索的步伐没有止步，一系列体现与新古典主流范式大相径庭的方法论思想论文至今远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如《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1974年）、《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1974年）、《经济学和相邻学科》（1975年）、《马歇尔论方法》（1975年）、《亚当·斯密论人性》(1976年)、《国富论》（1977年）、《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1981年）等。科斯的思想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科斯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从科斯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改革实践的应用；科斯对中国有着独特的深厚感情，晚年科斯还直接就中国改革问题发声，提出自己的见解。晚年科斯特别强调转型国家需要开放“思想市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基础和知识基础。一、科斯的理论贡献科斯的经济学理论贡献，我们先用他本人1991年在斯德哥尔摩获颁诺贝尔奖时的演讲来简要说明。“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指出生产的制度结构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性”。“《企业的性质》的重要贡献在于，将交易成本明确引入了经济分析”。而我们知道，在正统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企业被设定为一个生产函数，无论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部的组织，都是闪电般完成的，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为0。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通过假设一个拍卖人，朝向均衡的运动被简单地无成本、快速完成，从而模型忽略掉了经济系统真正关键的议题。而《社会成本问题》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将最终改变微观经济学的结构，（从该文中提炼出来“科斯定理”）是通往分析正交易成本经济系统的垫脚石，科斯定理的意义动摇了庇古体系。一旦从零交易成本的王国走向正交易成本的王国，则法律体系的至关重要性就立竿见影。人们显然期望把权利配置给那些能够最富有成效地使用它们的人，并且有激励引导他们这样做。这里至关重要的法律体系，最富有成效的权利配置是什么？私人财产权，或者用哈耶克的话说就是，“分立的财产权制度”，以及企业家精神。科斯的经济学理论贡献，后人经常精炼为两个科斯定理。科斯第一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用另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的表述即“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零交易费用的世界被称为“科斯世界”，而科斯本人一再强调，“科斯世界正是我竭力说服经济学家离开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世界”。这就引入科斯第二定理：存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或者说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科斯第二定理中所谓关于权利的法律界定对资源配置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一种权利界定可能导致那种导致产值最大化的调整不可行或根本不为当事人所知，而另一种权利界定则可能容许带来产值最大化的调整行动，这是因为不同的权利界定对应着不同的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的解决途径。那么，为什么要权利清晰界定？权利激励人们采取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动；权利给其他权利主体一个“购买”的“标的”。 为什么要允许和鼓励权利主体自由谈判？自由谈判是一个社会收集和使用局部知识的程式。如果简单要求一方停止损害而禁止自由谈判，意味着经济系统有序化的局部知识和信息被删除，甚至就像它们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允许谈判，还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即价值是主观的，由代理人自己把握。科斯引入交易费用，必然进一步关注交易，对交易的关注，必然引入主观主义。正如哈耶克说，经济学每一次对主观主义的重视都会推动经济学研究实质性进步。科斯谈判问题让我们关注谈判主体的局部知识问题。效率在局部具有可观察性和主体间客观性。局部条件下，交易双方可能会共同同意一种更有效率的安排。其实，假定资源配置存在一个唯一的客观标准，那就不要谈判了，“社会工程师”按照那个“客观的”的唯一最优配置办法去做就行了。为什么要降低交易成本？为减少谈判障碍。当然权利的清晰界定本身就有助于交易成本降低。市场的秘密在于那些根据自己周围的局部知识和信息代理人之间自由谈判，无数谈判过程把整个经济系统内的资源配置推向一个又一个均衡（瞬间）。权利体系提供激励，谈判提供激励实现的机制。没有私有权利体系和自由谈判“惯例”，就没有市场机制。需要指出的是，科斯当时的环境背景是一个良好运转的市场，他没有考虑到界权成本。科斯定理提出后，不久就有好几个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其进行扩展，如阿罗和张五常的扩展，阿罗说科斯定理所讲的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张五常讲的是鲁滨逊世界所没有的一切成本。而科斯本人最初所讲的交易成本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经济交易涉及谈判，搜寻交易对象，签订契约等都需要花费实际资源。一般地，通过基于分立的产权基础上的交易产生一个相对价格体系是要花费资源的。这使得我们不再基于个体最大化视角看问题，无论是从受害者一方还是施害者一方来看问题，都是要明确其相互性，从经济系统整体运转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科斯提供了一个视角，我们从中反思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在哪里。阿罗和张五常对交易成本的扩充是有意义的，强调把交易成本扩充到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界权成本加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而不仅仅是给定一个权利界定的前提下谈判和契约的成本。我更愿意使用“广义交易成本”或“协调成本”这个概念。杨小凯说过，超越方法论个人主义（在经济系统的一个分析层级）之后，我们如何看待组织经济的世界（在经济系统的另一个分析层级）。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识合作和非意图合作共存的世界。匿名交易是一种看不见的合作，而企业是看得见的合作，这两种合作都需要花费实际资源，这都是“联合生存”的人类因为合作而付出的成本。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成本就是我们还要学习生产和分工的知识，也有成本，这是鲁宾逊世界里没有的。贝克尔1992年讲过在生产和合作的过程中还要学习和积累所谓“一般知识”，这也需要成本。科斯提出了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交易的成本就是我们合作方式之一付出的代价。科斯有所忽略的是来自交易的收益。比较制度分析中，每种体系中都是成本和收益并存，不同的合作组合模式有不同的成本收益。完全的计划体系也有收益，因为至少他们没有放弃分工回到彻底自给自足。通过市场合作得到的递增规模报酬收益则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扩展一下，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包括，一、学习成本，包括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二、内生交易成本，即杨小凯所说的国家、监狱、警察和法院的成本；三、外生交易成本，如运输和通讯的成本；四、科斯谈判成本（后来他本人扩展为“定价机制的成本”）。这种方法是科斯开启新范式之后我们对经济秩序的理解。这种广义的交易成本概念使我们在科斯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交易成本理论乃至整个经济秩序的理解。从方法论转换的角度而不是从字面意义的准确性理解科斯定理，是我们理解科斯的正确方向。与成本收益相联系的是效率。效率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局部可观察可验证的效率，还有一种是我们个体无法利用直接感知所能把握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只要产权界定清楚了，交易成本很低，有效率的那一种方案一定被选择。但有更多的效率是我们的直观感知无法把握的。社会中的大量“有效率”来源于迂回的生产链条，以及支撑迂回生产链条的一些条件。这种效率是在个体无法感知的更大范围内迂回生产方式中实现的。如果我们把科斯定理不恰当地放到更大的框架中去，就不能真正理解其思想的精髓。科斯定理讨论的是真实世界中的局部条件下当事人的谈判导致的优化，适用仅限于交易当事人可以感知的范围，此时，如果产权界定清晰，交易成本很低，那么，资源配置一定会达到最优结果。科斯指出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但科斯在最初的科斯定理中的交易成本是所谓不考虑界权成本的市场交易成本（凌斌，2008），但是这不构成理论创新的重大瑕疵。不过我们需要指出，有价格参照才好估价成本，才可能发生“经济计算”。价格是交易出来的，交易产生相对价格体系。这个体系成为行动者个体行动的参照。因此“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准确的说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花费实际资源。科斯这句的成本是“costs”，不是我们讲的会计成本那个"成本"，而是“代价”即实际的资源付出。科斯的成本里面还是包含了司法成本（杨其静，2008），例如契约的执行。但是立法成本，初始权利界定的成本，例如俄罗斯和东欧私有化的成本，就是重新界定产权的成本；立法活动之初的成本，这些科斯没有考虑，但是沿着科斯的范式开掘下去时一定要考虑的。即便如此，提出科斯忘掉了界权成本可能还是谈不上对于科斯定理的重大补充。D. Allen, 张五常、阿罗、杨小凯、阿尔钦等都明确提出了交易成本是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成本或制度运行的成本。几种比较是有意义的。一个是克鲁索.鲁宾逊一人世界。那里没有交易，没有企业；一个是共产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世界，那里没有交易，全国只有一个巨大的企业；一个是假想的市场世界，那里充满交易，没有企业。有三种成本在这三个世界各不一样：一是交易成本；一是组织成本；一是学习成本。在自给自足世界，交易成本=0，组织成本=0，学习成本很大，获取吃穿住行的知识什么都要学，而且还很不专业。这个世界收益最低。在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世界。交易成本=0，但是组织成本取向无限大，而且取向速度很快。因此迈克尔.波兰尼深刻地揭露了前苏联的纯粹计划经济从来没有实施过，是“装扮的”，其实中国的计划经济也是装扮的，因为纯粹计划世界的大规模合作长期根本不可能，基本秩序无法形成，因此掩盖在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下的是一个接一个商业活动。市场的世界，交易成本是很高，这一点被张五常和诺斯所证实，但由此组织出来的全局有序的“回报”大大抵消了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摩擦力的比喻是值得斟酌的，如果我们假设摩擦力是“坏”的话。在一个无组织的市场交易世界，组成成本为0。现实世界是对于假想市场世界的修正，就是有企业组织的市场世界，在这个世界，有组织成本，有交易成本，有学习成本。从个体层次向系统层次的转换以后，交易成本概念的意义不再显著。三个世界的有意义的比较分析是肯定性方面的收益分析。相应的比较转向合作秩序中的预期是否满足；整个经济体系中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1998），以及经济体系的适应性（阿尔钦，诺斯，纳尔逊和温特，霍奇逊，彭罗斯，罗斯比，兰罗伊斯）。二、科斯的方法论贡献在罗宾斯以来的配置范式和布坎南倡导的交易范式之间，科斯是一脚站在新古典里面，一脚迈进了交易范式，而这在1937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歇尔1890年的经典著作是新古典范式的开端）。科斯发现交易成本而强调交易，而哈耶克则从交易范式走向了演化范式，他把经济系统当成众多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而且经济系统的规律广泛存在于其他系统中，经济系统只是一个特例。科斯在晚期著作中说，他发现经济系统是极为复杂的，要把经济系统的特征纳入经济学分析，而这种分析一旦纳入，就会引起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科斯成功突破新古典范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科斯引领正统理论第一次走出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走出还原论立场，从系统和相互关系看经济交易（分工和合作）秩序。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的区分也不是关键。把交易提出来作为中心议题，就是把制度提出来作为中心议题。交易，都不仅仅是物品和服务的让渡，而是权利的让渡。交易的是权利（Hodgson,2004）。交易的好处是制造出相对价格体系（茅于轼，2007）。方法论个人主义看不到这一点，或大大低估了这一作用。有了相对价格体系，大范围的匿名合作才有可能发生和有效运行。大范围匿名合作的本质迂回生产，获得的是呈现指数增长的递增报酬。但是这一切不是免费的。交易要成本，这就是交易成本。科斯当初主要直接关注市场上发生的发现交易对象、契约和执行契约的成本。但是我们由此推论，不仅如此，凡是为了交易得以发生和执行的近期和前期成本都是我们获取巨大递增报酬的代价。因此，交易成本是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值得付出的，因为人们经由交易达成的看不见的合作的收益实在是太大了。看不到大范围匿名交易的合作本质，就不能离开字面意义理解交易成本，就会走入理解的误区。经济学家中，理解了大范围匿名交易的合作本质并竭力维护之的是斯密、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一批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的最初引入必然使他看到交易的重要性，使他看到问题的相互性，从方法论个人主义走向了把经济看成一个系统的运转。科斯的方法论实现对新古典范式的超越，交易费用的最初引入必然使他看到交易的重要性，使他看到问题的相互性，从方法论个人主义走向了把经济看成一个系统的运转。虽然科斯早期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客观上他的贡献引发了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运动。指出侵害具有相互性，意味着对于经济学强微观还原论的放弃。成本、收益、权利都是经济学中的还原论概念。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从下而上理解经济过程，但是这仅仅是理解的一个方面。站在放弃还原论方法论，权利界定给那一方不重要，关键是是否有利于资源在当时当地条件下得到最优配置。特定市场参与者拥有什么，对于个体而言是重要的，对于经济系统而言是不重要的。例如给一个40人的班级发放一笔10000元的奖学金，这10000分配给哪些具体的个人，对于老师来讲不重要，关键是是否对于每一个学生给于了恰当的学习成绩评价，让学习成绩与奖金额度良好匹配，从而起到了激励作用，带来整个班级成绩改善。发放奖金的老师不会站在单一学生的角度思考损益。个体视角，失去一笔1000元的奖学金是一件大事；在班级视角，这1000元被另一个人得到了，没有损失发生。在系统层面，没有成本，没有收益，有的是预期的应合，以及系统的学习过程和适应进化。科斯打开了通向脱离强微观还原论的第一个缺口。使我们看到屁古方法的瑕疵，就是制止侵害的办法是一种狭隘的个体视角。往上走一步，达到二人相互世界，侵害的相互性意味着在最简单系统层面上看待“损益”；再往上走一个层次，损益概念不再有用，取而代之的是“基因”，“新奇”，“选择”和“适应性”。在生物学类比范式里，大量的牛顿力学范式的新古典概念将被放弃。图式的改变。作为一种解释图式，科斯范式对于主流范式是一种噪声，是对于当前“适应盆”的一种“逃逸”。经济学总体作为一种解释世界的图式本身需要在选择压力下不断适应。如果说加里.贝克尔、斯蒂格勒和卢卡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属于既有图式下的修正，那么科斯算是图式改变式的重大变化。没有噪声的干扰，一种适应只是在选择压力下朝向一个方向运动，极有可能使理论停留在一个“较浅适应盆”里自得其乐（M.盖尔曼，1994）。朝向更深适应盆的可能性来自于类似科斯范式的图式多样性的噪声干扰逃逸行为。就像语言一样，经济学也是一个解释世界的复杂适应系统，它要在选择压力下向最适应演化，而可靠的方式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伴随着噪声干扰复杂模式。科斯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干扰”样本。图式改变式适应的检验时间尺度不是几天或几年，而是以百年计。科斯一方面使用边际替代分析，一方面又把交易成本作为核心概念引入分析，可以视为一个迈出第一步身跨两界的人物。令人惊奇的是，同样是在1937年，哈耶克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划时代的“经济学与知识”一文，这是一篇在新古典范式看来惊世骇俗的作品——哈耶克的偏离似乎走的更远，他否定了“一般均衡应该置于经济学分析的中心位置”，转向一个共同体内的人群是如何通过分散决策利用无数特定时空下的局部知识来协调彼此的预期的问题，即深入系统黑相中探寻离散系统如何有效组织全局性行为。革命的火种在没有相约的两个地点同时点燃。而1950年阿尔钦安的叛逆之作和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的著作则十分明确地把适应作为核心议题而直接挑战传统范式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把科斯的工作表示为“成功超越新古典方法论个人主义范式”的第一步。三、科斯思想对中国的深远影响科斯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改革到了从经济机制反思到经济制度反思阶段，科斯的理论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此时传到中国正当其时科斯对中国的影响在于其理论切合转型国家现实。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引进的西方经济学属于新古典主流理论，这种理论预设一个良好运行的制度背景，转而集中关注资源配置机制特别是价格决定问题，分工和交易、法律和制度的主题都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中淡出。而转型中国乃至晚清以来中国的现实，是苦苦求索如何从一个封闭社会迈向现代国家。而建设现代国家的经济体系，我们缺的恰恰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假设早已存在的制度背景。仅仅讨论经济机制问题不足以解释中国改革和整个制度变迁，需要思考更深层次的经济制度问题，尤其是产权制度，中国改革到了从经济机制反思到经济制度反思阶段，科斯的理论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此时传到中国正当其时。科斯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从科斯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改革实践的应用；科斯挚爱着中国，晚年科斯还直接就中国改革问题发声，提出自己的见解。第一、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问题是组织成本太高，阻止分工深化。由于交易所支持的“专业化和分工（而不是所谓“民生”和“福利体系”）决定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患了“致命的自负”的毛病，以为一个超级理性主体可以设计和指挥整个经济系统，殊不知这样一来市场交易成本是节约了，可是随之而来的是惊人的组织成本。消灭所有市场经济痕迹代之以命令体制。私人财产被剥夺，市场交易被禁止，市场交换伦理连同传统道德根基被侵蚀，企业家精神被彻底窒息，“不劳动者不得食”被“不服从者不得食”所取代，市场交易成本的确趋近于0。其实更加根本的，根本不存在超级理性的决策主体，这些所谓超级理性主体根本无法处理经济系统运行所依赖的巨量局部知识和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问题。科斯推崇哈耶克，“哈耶克认为由于社会中的知识是分散的，所以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此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出诸多的市场主体，以节约高昂的组织成本，这就是一个分权、重新承认和界定产权的改革过程。以市场作为基础性的配置资源的机制当然需要成本，但要远远低于计划体制下的组织成本，更加根本的是，后者彻底限制交易（连同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安排）而阻止了一个经济体的分工深化。从斯密那里我们知道，分工深化是国民财富的核心秘密。第二、改革是边缘革命的结果。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中国从更早的19世纪后期开始，就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淹没，其整个文化传统为知识精英所抛弃。从那时起，中国如浮云一般飘忽不定，失去了根基，迷失了方向。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又出乎人的意料。它似乎正努力发挥其潜力。过去30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然而，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的不是政府，而是我们所说的“边缘革命”。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在改革之初，私有化是被禁止的，放开价格也不被允许，于是，价格双轨制应运而生。科斯认为，别无他法，中国只能走实验之路。再加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中国领导人胸襟开放，渴望尝试新事物，并对任何事先设定的蓝图产生了怀疑。当中国苦苦追寻富强之路时，它逐渐摆脱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回归实用主义。在其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资源——实事求是。第三、政治家的第一美德是审慎，社会事务领域没有人知道是否存在唯一的正确以及它在何处。改革的本质是试错，改革就是要启动一个开放的演化进程。“我们对经济系统运行的许多方面都是惊人的无知，我们所做的都是试验……（中国）这场改革是在人们意料之外的，没有办法提前预测”。 市场社会是一个开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过程。科斯在写给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年举办的“科斯与中国”经济思想研讨会的贺信中说，要“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探索这个系统如何生产各种已有的产品，如何不断挖掘新的产品。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必须将它们置于一个不断演化的经济系统中加以考察”。第四、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当前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科斯把对经济系统运行的一般理解运用于“思想”的市场。在接受媒体访谈中科斯谈到，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起步，中国丰富的传统会和多样化的现代世界结合起来。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和规模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在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我的答案是：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今天的中国旨在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压制思想市场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会培育宽容，这是治疗偏见和自负的良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错误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基础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将难以实现多样化。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商品市场的引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幸运地引导中国找回了自己的文化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中国将复兴并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