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药企的药品营销黑幕引发的震荡还未结束。7月22日，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警方造访了英国药企阿斯利康在上海的办公室，并带走一名员工审讯。此外，有媒体报道称，比利时药企优时比（下称UCB）也被证实，上周已接受了国家工商总局的调查。记者昨日拨打阿斯利康上海相关负责人的电话，但是截至发稿，尚无人接听。

　　外资药企相继被查

　　阿斯利康是遭受到最新调查的外资药企。

　　7月21日，公安部通报称，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在北京约见葛兰素史克（下称GSK）总公司分管国际事务的总裁AbbasHussain等一行。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要求，GSK总公司应当正视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认真履行致歉声明中的承诺，全面配合中国警方的调查行动。随后，GSK发表了打响降价“第一炮”的声明，计划通过调整运营模式，降低药品价格中的运营成本。

　　随着相关细节逐步披露，一家外资药企在中国通过违法手段促销药品的路线图逐渐清晰。近日有报道称，GSK总部正向上海派遣高级内部审计师和律师，加大力度对被指控有贿赂问题的高管进行内部调查。此外，UCB发言人也证实了被造访的消息：“作为调查行动的一部分，上海办事处在过去48小时接受了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访问。”其还透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还在调查其他在华经营的外资药企。

　　据新华社报道，涉嫌替GSK行贿提供现金的临江旅行社还替多家药企完成“套现”事宜，除了最新曝出的UCB外，在记者近日的求证中，包括辉瑞、默沙东、礼来、罗氏以及诺和诺德等在内的多家药企，均否认受到国家反腐败的调查，纷纷撇清与自己的关系。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UCB被卷入不排除与相关旅行社被调查有关，UCB或是临江旅行社的客户之一。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在此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GSK自2007年起向超过700家旅行社和咨询公司转移了高达30亿元的资金，至于这30亿中有多少用作公关官员和医生，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在外界看来，相关部门对医药行业的整治可能刚刚开始，调查会向整个行业蔓延。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整个医药行业，甚至连医院、医药基金会等都比较紧张，不少企业已经通知暂停邀请医生参加的学术活动，而一些医院对于医生的对外活动也要求严格备案。

　　降价或可期

　　记者了解到，虽然数十家在华的外资药企在2007年就签署了《药品推广行为准则》，但在销售额和高额提成的诱惑下，药企贿赂仍是其屡试不爽的手法。

　　随着事件的发酵，近日一篇名为《关于外资药企的价格制定》的文章在微博中引发热议。该博主在详细解说外资药定价机制的同时，也将进口药入华需要行贿的秩序掀了个“底朝天”，从注册、定价、进医保目录，到地方招标、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一个都不拉。对于进口药在华定价是否虚高，该熟悉外企运作的博主指出，外资药企销售和市场部可支配的费用通常在15％至20％。

　　采访中，多位医药界人士对外资药定价机制颇有微词。外资药企在中国的定价主要模式为：以产品出厂价或到岸价为基数，用周边国家的销售价格作为横向参照，对照企业报表的运营成本。“外资药企最初入华的是自费药，且若是独家品种，定价并不受监管，直到在中国销售几年后，被允许进入医保目录时，才会涉及中国定价的问题，相关部门才会做成本审核。”一位在医药行业打磨多年的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中国的定价机制一方面存在多头管理，一方面也不公开透明，给外资药企抬高价格提供了机会。

　　与中国不同的是，英美等国有较成熟的成本计算公式和医保谈判机制，其计算药企合理利润后给出进入医保的价格，医药公司只有接受该价格，药品才能进医保目录。

　　该人士称，外资药企研发能力强，进口原研药最多两年就能收回成本，这部分费用在欧美等国就能分摊，因此，进口药在中国的成本主要落在“流通渠道”和“营销成本”上。

　　GSK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在接受调查时称，运营费用在药价中占比达20％至30％。无疑，高昂的药价是其高运营成本的一大支撑。

　　“过去几年，新一轮医改也让外资药企兴奋，基本药物目录、医保目录无不是外资药企进入中国药品主流销售市场的机会。”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各大外资药企都在积极争取地方医保目录增补的机会。在外资药企中，政府公关部门是必设的，主要负责政策研究和突破，医保、基本药物、单独定价，都是它们突破的对象。

　　多位医药人士透露，国家可能将GSK事件当作逼药企降价的信号。7月初，国家发改委宣布对60家药企发起药品成本价格调查，GSK、默克、安斯泰来等知名外资药企都名列其中。此举更加深了外资药企药品降价的预期。政策层面的表态是：7月17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处副处长朱德政透露，要改革药品定价方法，改革单独定价政策，逐步缩小目前原研与仿制之间的价格差距，探索对部分进口专利药品进行全球价格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