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无锡新桥镇考察，认为该地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规模种植，然后到镇上工厂上班和集中居住，既是新农民，也是新市民，甚至比大城市生活得舒适方便。

　　这种“新城镇”形态无疑是中国城镇化的典范，即农民将土地流转后，使用机械化手段由专业人士集中整理耕作；而农民则聚集在城镇，有固定的工作。不过，这一理想的“城镇化”形态或许在制造业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可以实现，在其他缺乏产业支撑的地区，仍存在一些困难。

　　中国的“城镇化”方案，其实是追寻大部分国家的发展路径。在工业化早期，大城市是技术和资本中心，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大城市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生产制造技术标准化后，为工业生产分散到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小城市（城镇）提供了可能。大城市则演变为金融和商业中心，并依靠创新引领全国经济的发展。

　　而在中国，由于部分政策限制或者缺乏引导，大城市的金融与商业服务并不发达，大城市倾向于用种种优惠挽留住制造业，以保持本地的税收和就业，这也是地方捍卫和提高政绩的优先选择。拥有优势资源的大城市的如此做法，就会妨碍制造业分散进程和中型城市发展。

　　在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区，由于产业集群化，制造业分布在一个较为集中的区域，这里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参与了其中的分工，很容易吸收农民进城镇工作。但是，在其他地方，制造业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大城市附近，更多中小城市根本没有优势吸引产业转移，也就无法将农民转移到城市和城镇。这种现象造成了，人口向珠三角和长三角以及北京周边地区聚集，也产生了“大城市病”。

　　除了一线城市与制造业基地外，中国城市化是高度本地化的，尤其是通过城市扩张将农村划为城市而实现。这种“城市本地化”导致城市过于分散，即大部分还是围绕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行政中心聚集。与此同时，这些城市又不存在高度专业化的规模产业，大部分都是仅仅为本地消费市场提供商品的小企业，这些企业的存在也妨碍了中国各领域的工业化程度。

　　当然，如果像无锡这样的制造业基地可以吸引大量农民成为新市民，将彻底改变当地的农业格局。因为农村地区不仅要释放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且必须继续发展以保证全国粮食供应，当农民成为新市民后，他们的耕地流转可汇集成大片土地，适合机械化与现代化耕作。这种“农庄式”的耕作有利于土地改良、新技术的使用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并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但是，大部分地区的这种吸引农民入城就业的有利条件还暂时不足，即使已经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也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居所以及社会保障，而不敢贸然把耕地出让。目前在一些平原地区已经实现家庭农地耕种与收割的机械化，其种植成本较低，而且有国家补贴，如果给出的租金不高的话，农民可能不愿出让使用权，而支付较高租金则可能让“农庄生产”的利润不具吸引力。

　　我们认为，政府应该考虑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而不允许各地以优惠政策竞争性招商。统一市场可以使这些资源自由流动到生产效率和回报最高的地区，这或许有利于那些小城市的发展。而且最紧要的任务是，发展大城市的服务业，因为正是被部分政策所限制，大城市仍然依赖制造业的做法，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