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减税”无疑是今后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我国经济政策走向的关键词之一。在刚刚落下帷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议中，“完善结构性减税”就在财政政策中排在第一位。

　　但值得玩味的是，自2004年以来，我国就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即部分税种减税、部分税种增税。不过，过去几年的结构性减税并没有能够阻止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结果是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22.8%。这九年时间总共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中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财政收入数据还没有包括政府的其他收入。如果把其他收入纳入进来，广义财政收入所占GDP比重在近几年的提高幅度更加惊人。

　　2011年被不少学者称为“减税”年，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等部门，自9月起出台实施了一系列关于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措施。但即便年内出台多项减税政策，2011年财政收入仍预计将第一次超过10万亿元，所占GDP比重将比2010年的20.7%提高2.1个百分点。

　　在日前举行的“201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众多专家就结构性减税提出了不同观点，并引发了一轮“论战”。针对“减税”话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等5位国内一流学者，就我国财税的问题再次深入探讨。 

　　宏观税负到底有多重？

　　陈志武：我想说，我们的政府“真贵”。从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在这15年里，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只增长了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

　　2010年，中国8万多亿元的财政税收和今年的10万多亿元税收，大概相当于4.3亿城镇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以今年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今年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相当于14亿农民的收入。

　　周天勇：整个宏观税负确实很重，江浙、广东特别是浙江的一些小微企业，确实生存很困难。

　　国内的民营企业，为什么一般都很困难？社保税率提高，再加上增值税，它们承受不了，90%的企业，如果不偷税、漏税肯定会倒闭。在增值税率不降低、小微企业的税收不降的情况下，如果加强征税的法制化手段，我觉得，对一些民营制造业、小微企业，包括一些服务业，将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如果最后把制造业都收跑了，我觉得，这个税制肯定是不合理的。

　　贾康：有些问题并不是税的问题，是收费的问题。在企业从创业到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通过通盘的体制改进和管理的创新推进环境优化，给小微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这不光是税负的问题，其他和税负有关的因素，应一并解决。

　　高培勇：对2010年全部的税收收入进行分割会发现，70%以上都是间接税，就是转嫁性质的税。这意味着，这70%的税大量是由消费者负担的，更多的是中低收入者而不是主要由高收入者负担的。

　　把2010年全部的税收收入加起来，其中91.5%都是被称作企业的所得税，真正由个人交纳的税收只有8.5%。这说明，在中国真正有针对性的，可以由政府把握的税款的比例大概不足10%，大量的税收都是企业交纳之后再把它加入到价格中向全社会扩散的。

　　贺铿：世界银行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将20%的高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和20%的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比较，我们国家是10.7倍，美国8.4倍，印度4.9倍。这几个数字的比较应该可以充分说明，我们的收入差距太大了。

　　结构性减税到底要怎么减？

　　周天勇：我对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有这么几个想法。

　　第一，我们要本着这么一个精神，就是这么多的制造业和企业，这么多的小微企业，在承担政府各种税负的情况下能不能生存、能不能有创业的积极性、能不能发展？如果能生存、有创业的积极性、能发展、有就业，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如果因为我们的税收负担，小微企业都倒闭了，制造业都不能干了，我们的就业都没有了，我想，这肯定是不行的。这说明，我们的税制是不合理的。

　　第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富裕起来。像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它们在高速增长的时候，国家和台湾地区政府也富裕了，但老百姓富裕得更快。我想，能不能在今后五年、十年中，我们的国家也增加收入，但老百姓也更加富裕起来？

　　我想，只有尊重这么两个原则，话题讨论才有意义。

　　贺铿：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政策，我认为始终停留在口头上，必须明确“减谁的税，减多少，怎么减”。不能只说不做，要研究制定具体的减税的措施办法。对小微企业，人大财经委已经做过了几次调研，觉得小微企业的确存在不少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具体，究竟是怎样的企业要减、怎么减，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办法。

　　高培勇：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必须要理解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间接税比重偏高，企业缴纳的比重太高了，因此，我们要做一件事：在保持税收稳定并略有增加的前提下，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个人的税收要增加，企业的税收要减少。这样做，矛头所指并不是普通人，而是指高收入者、富人。只有富人和高收入者缴纳税收多了，普通人缴纳税收才少，只有直接税多了，间接税才可以减少。

　　另外，2010年，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由国有企业缴纳的税收比重占14.7%，在全国城镇职工当中，只有17.2%的人工作在国有企业。这两个数字能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有企业的占比是怎样一种分量；第二，在税收贡献度中，国有企业的占比是怎样的；第三，在整个城镇职工就业的大棋盘上，国有企业的占比是怎样的。

　　贾康：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的税制，必须是中国的直接税增长起来，替代痛苦程度很高、主要落实在中低收入阶层的间接税。该减的税确实应该减，包括企业所得税的并轨，以及增值税的转型，到个人所得税的降低，这些测算出来都是几千亿、几千亿的。而（增收新的税种）更多的是看税收的框架，比如房地产税试点，在中国的法律框架里是合法的，它所增加的税收也是微乎其微的。

　　陈志武：我是希望每个人能记住，在财政部民主制约不大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轻易地又推出新的税种，应该把现有的税种先减掉两万亿以后，才有可能谈新税种的推出。尤其是，不能为了一时的政策需要，不能以财产税这种根本性的、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税法，来为短期的宏观调控需要找到解决的方案。

　　政府应该花多少钱，怎么花？

　　高培勇：政府应该收多少钱，要先看一看政府究竟应该花多少钱，究竟需要政府干多少事。如果不联系政府的职能、不联系政府在现实社会中做的事情去论证政府该征多少税，我认为意义是不大的，必须要脚踏实地而不能隔岸观火。

　　政府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花钱，如果大家关注政府的改革，关注政府的职能履行情况，应该从关心政府的财政状况入手。

　　贺铿：我始终认为，财政税收主要的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应该利用财政和税收的杠杆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关于财政支出，我讲五个观点：第一，加强中央财力，合理转移财力，促进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我们国家地域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央必须有足够的财力转移到地方，转移到欠发达的地方，才有可能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第二，财政支出的重点要真正地转向农村，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第三，要认真地落实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扶植小微企业的发展，提高就业水平，促进低收入者增收。第四，要大力压减“三公”经费的支出，努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第五，调整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