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调查文章称中小企业近半利润都上缴，“非常盼减税”。但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中小企业在“税收逃避”上被大大低估了。也就是说，小企业因为在账目操纵上具备很大的灵活性,所以，一般公布的税负水平并不真实。
    对于我国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沉重、苦盼减税“礼包”的报道一直很多。据《北京晚报》日前采访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机器设备生产企业负责人表示，他的企业每年进货的费用大约是4 000万左右，销售额大约是5 000万左右，有25%左右的利润，这是行业内比较好的水平了。但是，这种利润率下，交完税之后，他的企业基本上等于一年白干。
    中国政法法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日前表示，中国的法定税负偏高，实际税负也不低。那么中小企业在“税收逃避”上是否真的被低估了？若存在税收逃避，中小企业“以身试法”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是否与高法定税负有关？高法定税负是否成了我国税收事业的“枷锁”？税务部门能否根治这一现象？对于这些问题，本报记者特地采访了业内资深专家予以解读。
活下来的都是偷税漏税的企业？
    很多业内专家都表示，我国企业的负担过重，大多数企业都不得不偷税漏税以求生存，而税务部门税收征收中也在选择性执法。
    对此，税法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张广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针对中小企业的法定税负偏高，如果加上社保费、其他的基金和乱收费、乱罚款、不尊重保护公民财产权益导致的精神损失，那就更高了。高税费必导致大量逃税、避税。假发票犯滥、两套账、三套账也是普遍现象。经济不景气、宏观调控力度大，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经营难，更助长了逃税、避税的动机。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在此前举办的“2011中国税法论坛暨首届中国税务律师论坛”上指出，在现在的税制之下，所有活着的企业你可以相信它在某种程度上都在税收违法，没有不偷税漏税的，不偷税漏税的企业多半是活不下来的，换句话说，活下来的都是有偷税漏税的。
    王卫国说：“关于企业偷税漏税的事，税收稽查机关说，我们一查一个准儿。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查什么时候不查？他们说两种情况下要查：一是上级让我们查我们就查，二是有人举报我们就查。这个‘上级让我们查’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是政府看你不顺眼，你跟政府之间关系没有处理好，他就可以让税务机关去查，反过来讲，讨好了政府的，把官员搞定了，它可能就逃避了税收执法。这就形成了执法的不公平， 还有就是任意性执法，这里面太多的解释空间。话语权完全是在税收部门的一方，所以企业完全是被动的，它无所适从，所以你说它不违法，它不违法很难。”
    中国宏观税负重的另一个因素是非税收收入高。《人民日报》计算的2009年大口径宏观税负（包括土地出让收入、预算外收入等非税收入的全部政府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约为31.4%。
    法定税负大大超过我们国家、政府应需的税收收入
    对于我国企业逃税漏税，而税收机关征税时选择性执法的原因，施正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是因为我国现行税法所规定的税率大大超过了我们实际征收上来的税收，也大大超过了我们国家、政府应当需要的税收收入。
    施正文说，高法定税负一般表现为两种情况，一个是法定税负的绝对值比较大，一个是法定税负与实际税负的差距比较大。而我国法定税负的绝对值高以及法定税负与实际税负的偏差都比较大。施正文举例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45%，而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单一税率。我国土地增值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60%。由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2007版《经营》报告显示，中国总税率高达77%。
中国科学院教授、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高峰则对本报记者表示，现在中国共有19种税，其中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税基都非常大，税率都非常高。我国有消费税、营业税，而且重复课税，我国的不动产增值税不能抵扣，税基很大。除了庞大的间接税以外还有两个所得税，而且所得税税负很多不能抵扣。
    “不仅如此，我们实行双主体税制，意味着纳税人既要交庞大的间接税，还要交庞大的增值税，还有很多财产税的税种，比如土地增值税，这个税率都是很高的，要把这么多法律规定的税种都征收上来，中国的法定税率我认为是在50%以上。”高峰进一步指出。
施正文补充说，目前我国的税收征管率只有50%左右，即法定税负是实际税负的1倍，两者存在50%的征管空间。
    高法定税负是中国税收事业的“枷锁”
    施正文在提供给本报记者的论文《高法定税―――中国税收事业科学发展的枷锁》（编者注：此论文是施正文主持的司法部国家法制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中国税法通则立法基本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指出，我国税收领域长期存在但并未引起重视的高法定税负，是税收领域中诸多问题、悖论的“瓶颈”性根源，成为阻碍中国税收事业科学发展的“枷锁”。
    施正文认为，高法定税负会产生很多悖论，严格执法，所有纳税人就都会逃税，收上来的税会大大超过我们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这几年税收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如果不严格依法征税，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执法越严离法制越远，所以肯定是选择性执法。
    “我们国家目前税收的实际征税是计划的，税务局收上来，完成它的任务就可以了，它就根据以前的基数，根据你以前跟它沟通的关系决定，如果你不同意，那就按照税法来，你愿意不愿意？还不说此后的处罚。所以中国的税务诉讼案子极为罕见。我们的纳税人被诟病为沉默的纳税人，在国际上被视为另类。所以，我认为高法定税负是中国税收事业发展的一个‘枷锁’。”施正文补充说。
    关于高法定税负对我国税收事业的具体危害，施正文提出了六个方面：一是造成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二是损害税法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不利于“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十二字”税制改革方针的贯彻；三是提供错误税法信息，不利于税收政策的实施；四是便于按计划征税，不利于推进依法治税；五是阻碍公正执法，不利于实现税法公平；六是影响依法、诚信纳税，不利于提高税法遵从度。
    降低法定税负，提升税法遵从度
    施正文表示，税收征纳活动的正常进行，税收事业的科学发展，需要一个理性的法定税负作为前提和条件，否则套上高法定税负的枷锁，税收领域的所有制度、措施、工作和活动都不可能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运行。在很多中小企业目前正受困在这一枷锁之中的背景下，降低我国的法定税负已经显得刻不容缓。
    对于打破高法定税负这一枷锁，施正文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以降低法定税负为中心和突破口，有效推动税制改革，着力增强税法的科学性、公平性和时效性；二是依法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稽查执法公正性，努力建设税收法治；三是优化纳税服务，发展税收社会中介组织，切实提高税法遵从度。
    “纳税遵从度是影响实际税负和税收征收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定税负的降低也为纳税遵从度的提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对提高纳税遵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施正文补充道。
    而对于如何提高纳税遵从度，高峰表示，首先，应该建立更加简明的税收制度。张广通也指出，提高税收遵从度还是要从完善简化税制上做文章。“既然复杂的税法在小企业那儿执行不下去，税务机关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把小企业的税严格地收起来，那么在改革完善税制时，就应针对小企业的税收管理出台一套灵活适用的征管办法和税法规定，就像对进出口行邮物品单独制定与外贸企业不同的关税征管办法一样；与此同时，征纳双方要共同努力，构建和谐、信任、合作的征纳关系，从而减少税收方面的种种违法乱纪和不配合现象。”张广通说。
高峰同时指出，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加大税法宣传的力度，改进和优化纳税服务，加强纳税人的权利保护，推广科学的征管技术手段，重塑政府在纳税人心中的形象。
    “要摆脱税负越重、企业越难搞活、纳税人逃税意识越强、税越难收、税负标准就越提越高的恶性循环，走向税负轻、企业搞活、税源丰富、税收好收、财政收入宽裕、企业效益不错的良性循环，关键还是要树立轻税有利于发展经济、培植税源的观念，只有蛋糕做大了，即使税率不高，也能取得较多的财政收入，纳税人也能心甘情愿地缴税，而不把税收看作沉重的负担而埋怨抵触税收征管。”张广通进一步指出。我国的高法定税负有其历史原因，1994年税制改革初期，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非常拮据，而且税收征收率也非常低，加之刚刚颁布的新税法还未充分发挥它应有的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比较高的法定税率，也有政府的苦衷，大有“宽打窄用”、“广撒网多捞鱼”的意思，所以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为政府解了燃眉之急。
    然而经过十多年后，我国的财政收入正在逐年增长，而且相当充裕，甚至日益呈现出“国富民穷”的局面，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当初的高法定税负，就有些“与民争利”的味道了。而且，虽然政府也在“选择性执法”，但选择性执法的实质就是违法。既然高法定税负已经难以遵从，甚至不得不“绕险道”才能达到征税的目的，那么与其一直“绕险道”、提心吊胆，不如立马着手“修新道”，实行税法改革，降低我国的法定税负，以打开我国税收事业发展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