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3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先富”第一目标已经较为顺利完成。先富带来贫富差距问题，“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当务之急。

　　实际上，为了实现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标，国家的税收及货币政策都偏向于刺激经济发展。不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社会矛盾。

　　税收方面，中国的税收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占税收的比重达6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低于40%。所谓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能用提高价格或提高收费标准等方法将增加的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这样的税收并不直接针对财富，主要税种包括关税、消费税、销售税、货物税、营业税、增值税。间接税有利于经济和企业发展，不过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负面效应。

　　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消费和使用的大部分商品都含有增值税。由于增值税等的原因，很多商品中国的价格高于海外，普通百姓在不知不觉中被征税。增值税在中国的确有存在的现实意义。首先，在经济发展之初，资金和有投资能力的富人是相对稀缺的，如果是以企业所得税和个税等直接以财富为基准收税，那么对于创业和投资都会有所打击；其次，间接税多，相当于老百姓被增加了消费额，在消费率偏低的情况下也有利于经济发展。

　　不过，间接税令穷人富人“平等”纳税，中低收入的老百姓负担了过多的税负。现在，经济发展了，税收的体制也应逐步调整。过多针对中间流通环节而非实际财富征税已经不合时宜。具体来看，总量上应降低税收占GDP的比重，结构上增加对财富的税收、减少对中间环节的税收，同时应建立更有效的转移支付的渠道。

　　货币政策方面，利率管制在降低资金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劫贫济富”的副作用。

　　由于利率管制的原因，银行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都远低于实际上应有的合理水平。现实社会中，目前百姓将钱存入银行获得2%~5%的利率，银行在此基础上加3%左右发放贷款，贷款人以6%~9%的成本获得贷款。从银行贷款资金成本是贷款利息，而过去20多年中国的资产价格增速却在17%左右。我们研究发现，1991年至2011年上证指数上升通道的年增率是17%，中国的房价过去10多年差不多4年涨1倍，每年的价格涨幅也在17%左右。过去20年中国的名义GDP和M2增速也在17%左右，资产增值的速度和经济的基本情况是相吻合的。

　　过去20年中国整体资产的增值速度远远高于贷款利率，资金收益大幅高于资金成本，这的确刺激了投资、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财富向富人的转移。收入低的老百姓投资渠道少，钱更多存放在银行，尽管有利息，但利息远远低于每年货币和资产价格增加的速度，百姓的财富实际上是被显著稀释了。相反，能从银行贷到款的人，这部分人更多的是“富人”，却能充分享受资产回报和资金成本价差带来的高回报。过去十几年房子最赚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房子通过杠杆更好地利用了资产回报和资金成本之间的高价差。

　　在此笔者认为，相比于补贴、工资收入分配等看得见的手段，税收和货币政策却如同看不见的手，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财富的分配。调整经济结构，提高中产阶层占比，降低贫富差距，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既要有明的政策，也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政策优化税收结构，推进利率市场化步伐，这样才能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早日实现更为重要的“共同富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