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最晚召开的一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显示中国经济正处在复杂境地。调控决策的信息如何汇总？争议可能在哪些方面？

　　本报记者 衣鹏 北京报道

　　每年12月的第一周，北京的政治人物往往倾向于静默。一般情况下，中央政治局25位委员已就次年经济工作方针达成一致，只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今年有些反常，上周，分管经济工作的要员仍在各地调研讲话，回应市场对政策走势的讨论。

　　市场观察者普遍认为，十年来最晚的一次会期，显示中国经济正处在复杂境地。熟悉会议运作的国务院专家透露，会前两个月的密集调研中，领导人的观感与各个部门的宏观数据间，未必完全一致。由上至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所有市场主体也并非均等利好。

　　信息总是在中国市场弥足珍贵，尤其是在这一年一度的敏感时点。两周前在北京九华山庄国研中心一个自负盈亏的信息中心，许多人放下年末事务，热情地迎送数十位短暂出现、带来个人预测的官员和学者。

　　调控争论进行时

　　近一个月来，国务院各部门屡有强硬表态。住建部一位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一定要避免对（楼市）严格政策转向的猜测”。商务部则有官员私下认为，信贷方面应该更温和，“扩大内需不应打压出口”。

　　央行12月5日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释放近4000亿信贷空间，其效应仍在发酵，但增加了会否重回货币宽松轨道的争论。历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也将陆续进行。

　　但目前工信部的内部口径又认为，已有16个产业部门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过往经验中，这些领域恰恰是信贷的热门去处。

　　在中央经济工作的术语中，“保增长”与“调结构”被认为存在政策上的取舍。外贸、房地产等则是政策走向的风向标。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月初离开河北又赴天津，他在一个保障房施工场地说，将“坚持实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同时“增加中小商品房的供应”。

　　李离开天津后，当地市委常委会上传出消息，明年的保障房建设资金需求将更多，而关键是拓宽建设基金渠道。

　　副总理王岐山近期两次重复稳定扩大外贸的讲话。他在辽宁重申尽管外部需求减弱，但稳定扩大出口尤其重要。并强调减税政策，还帮助一些沈阳工厂解决具体信贷问题。

　　两位副总理的讲话，被解读为中央将持续积极财政政策，但增幅可能缩窄。而商品房限购政策继续的同时，将放开一些中小户型项目。在应对出口下滑时，细化针对中小微企业减税措施的信号。

　　近两个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及“保增长”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在政治局会议尚未召开前，许多媒体已跟进猜测，“保增长可能成为会议主题”。

　　本月7-9日欧盟讨论财政一体化的成败，也被认为是一个外部变量。中国是诸多欧洲主权债券的潜在购买者，欧洲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大出路。

　　一些中央政府官员在上月末在较小范围场合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的措辞，但实际上投放量将会增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释放最重要的政策信号。其后各个经济部门也将在12月召开系统内的年度会议。年复一年，这个机制维持着全世界最宏大的市场的调控工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渐行渐近 整合部门化数据

　　每年7、8月开始，国务院各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就开始紧密检测收集与中央工作会议有关的材料。各部门上报的材料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这个小组是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其下设数个专门领域分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980年代一度由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牵头撰写会议材料。末期改为主要由国务院研究中心撰写。当时中国的经济工作中，还有另一项重要会议，即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牵头召开的体改工作会议。

　　因两者垂直领导体系有所差异，报告中往往采取不同的政策视角。21世纪初，二者合二为一。

　　现任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温家宝，副组长为李克强，秘书长是王岐山。办公室主任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兼任，会议报告由其组织写作组。秘书长对报告文本的影响也较大。

　　领导小组成员还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办公厅、有关经济工作的组成部委和直属的金融监管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以及相对利益中立的直属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任办公室副主任）。

　　一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多次参与会议报告撰写的研究员对本报记者说，尽管中央部委之间有例行的月度季度数据互送，但因为职能定位的划分，及其代表的行业群体不同，还是影响各自对数据趋势的判断。

　　“因为更高一级领导班子的归口管理体制，还有一些数据不平行公开。而统计局的数据采样方式一直有缺陷。”他说。

　　他举例说，发改委更重视稳定居民物价，因为物价工作由其负责（但居民价格指数统计的是下游环节，对货币政策的反馈往往会滞后）。而商务部则更多强调保护外贸出口；财税部门则有人认为出口退税执行中受益者主要是外资企业。此外，工信部仍然具有许多行业管理职能，在其中亦有较大的发言权。国资委主任往往是小组成员，也会积极参与。

　　“因为办公室常设在发改委，近年来发改委系统参与起草的人较多。”一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多次参与过材料撰写的专家说。今年，又有数位发改委系统的学者进入写作组。

　　货币管理、楼市调控也是历年会有的争论。连年参与部委党组意见讨论的一位研究员称，因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众多，对金融机构提供的具体数据也开始有所争论。“但和外国的批评不同，我们对趋势始终是认可的。”

　　一些信息会逐渐明朗。中小企业减税政策已经在近两个月逐步推出。各地长达一年对地方债务的估清工作已近完成，未来各地财政预算的编制将有更多变数。此外，国资委牵头的央企年度财务上报工作，也已进行约一个月。

　　“S”形的政策曲线

　　下一个调节宏观政策的时间窗口，即是来年的全国“两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撰写中，将修正一些用词。除零星几次特殊情况外，几乎未对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主旨作重大调整。

　　但今年会议中的一些政策往往在次年的会议中被逆转。统计2000年至今的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政策走向类似一段“S”形的曲线。类似周期性的政策变动，到地方后被选择性执行，始终在各界引发争论。

　　国研中心一位退休官员说，官方的研究者已习惯面对两种常态：一是“内部信息中早就看出趋势，但对外不好什么都说”；二是许多政策的松紧转变，最终来自短期考量，“尤其在物价、住房这些敏感领域”。

　　比如2007年为稳定物价，会议要求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通过信贷从紧，对通货膨胀已有所限制。次年因担忧金融危机影响，将货币政策调换为适度宽松，并随着4万亿基建投资，试图稳定增长和就业。

　　但同时“制度惯性”出现，地产价格大幅上涨。2010年的会议又转变方向，此后更严厉的信贷和限购政策开始施行。

　　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小企业受到冲击。金融监管部门数据显示，调控注册资本金在500万以下的小微型企业的贷款总额，在全部贷款总额中不足5%；80%的中小微企业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

　　因此，近两月以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密集在各地调研各类企业。中央高层也在不同场合强调官员的基层调研工作。这一定程度影响最后两个月的调控策略。

　　上周，一场12万人规模的非公有制企业家会议举行。全国工商联在各地安排了视频录像，召集当地的中小企业会员集体收看。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会上说，近期政策对小微企业是“强劲动力”。

　　这也印证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担忧。当时的会议报告称，在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时，要改变贷款结构，更多投放到中小企业。“这种两全的表述会在今年延续。”上述国家发改委研究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