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GDP总量正式超越日本，但中国的人均值还不到日本的1/10，中国人的富裕程度离日本老百姓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刚刚起步，不宜过度强调GDP的规模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所首席研究员

　　■ 苏培科

　　日本内阁府2月证实其经济规模退居世界第三。在日本内阁府发布消息后的短短4个小时内，谷歌搜索引擎查询到相关报道已超过1万条。美国广播公司、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新闻社等多家国际通讯社都对事件做了重点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甚至为此制作了专题。

　　法新社的报道说，日本垄断全球第二大经济体42年的历史由此宣告终结；《华尔街日报》也表示，这一消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次新排名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早在预料之中，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经济规模有望在10年内超过美国，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关于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的消息被境外媒体大肆渲染，声称此举象征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全球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转移。好在国内的媒体和各界人士相对比较理性，纷纷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反思中国经济的各种弊端。这说明中国在逐渐走向成熟，能够居安思危，而不是自我膨胀。

　　“戴高帽”意味着更多责任

　　可是，西方媒体为何屡屡给中国戴“高帽子”？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让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如果让中国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债务消费等造成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买单，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也似乎没有义务。但如果呼吁中国减少环境污染、减少碳排放、减少资源掠夺式开发，则有必要，因为中国经济粗放式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中国有必要反思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必要重新审视GDP主义。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发人深思的数据。自1978年以来的这30年间，我国被污染的湖泊面积已从最初的135平方公里激增至1.4万平方公里，湖泊污染面积暴增了103.7倍；而在这30年间中国的GDP增速仅为14倍左右(从1978年GDP总量3624亿元算起)。

　　显然，中国的污染速度和污染指数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速，中国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后伴随的是高污染和高消耗。从近些年的环境和气候变化来看，自然环境在受到人为污染后，水质、空气不断恶化，反向加速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和“天灾”的来临，从而也对人类的健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天灾除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外，实际上和我们过度追逐GDP也有关联，经济掠夺式的发展，迫使矿产资源、植被、地下水等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失衡，从而导致自然灾害频发。显然，粗放式经营和盲目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但是中国经济结构要朝何处转？难道仅仅只是将“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消耗型)行业朝相对耗能低、污染低的行业转？或者是将低附加值行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或者是将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沿海转移至内陆？显然不是这样简单的转型。

　　如果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是这样转型，则很有可能会转型失败，因为转型并非简单地产业平移，而应该是在抑制“两高一资”的同时要培育自主创新和新兴战略型行业的崛起，否则“打工经济”的面貌难以改变。可从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升级情形来看，产业梯度转移似乎势不可挡，东南沿海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企业和生产线纷纷挪到了欠发达的中西部，行政主导下的经济结构转型未必会让西部各省市找到战略布局，搞不好会成为下次淘汰和抑制的对象。

　　如果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仅仅只想提高一点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技术提高后与发达国家竞争时我们升级后的产品究竟有无优势(之前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技术升级后会不会制造出更多新的产能？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GDP仅仅是统计学概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总量并不代表经济质量，经济大国并不代表经济强国，千万别太把GDP当回事，GDP仅仅只是一个经济统计学概念。

　　其实，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33%，当时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GDP仅占全世界的5%；1894年到1895年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数十倍，但结果是这个经济大国却遭受了百年耻辱，割地赔款、任人宰割。

　　从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经济中的主要构成是茶叶、丝绸、瓷器等产品，而当时的欧洲经过了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蒸汽机、坚船利炮和工业品已经成为经济结构中的主要成分。在当时这样的结构对比下，中国这个经济大国遭遇凌辱和抢夺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想避免经济总量大而不强的历史重演，中国经济结构必须坚定不移地转型，产业结构必须要升级，否则依靠加工贸易和资源输出为主的“打工经济体”绝对没有任何前途。

　　应重视结构性矛盾隐患

　　对于中国GDP总量“全球第二”千万别沾沾自喜，虽然GDP总量超过了日本，但中国的人均值还不到人家的1/10，中国人的富裕程度离日本老百姓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经济转型尚在起步阶段，不宜过度强调GDP的规模。

　　其一，以过度投资驱动GDP增长的经济结构很难持久。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中大部分贡献都是由投资贡献，而消费和出口的拉动相对较小。在4万亿刺激计划、房地产降温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之后，依靠什么来拉动投资的快速增长目前也是一个未知数。

　　其二，以房地产为主导产业的中国经济在高房价面前非常被动，房价的涨跌直接导致中国经济总量的伸缩，GDP里面显然有一定水分和泡沫存在，可一旦泡沫被挤掉，也将面临宏观经济震荡的隐患。同时高房价会成为阻碍启动内需的关键，因为高房价的支出直接抑制了老百姓的其他消费行为，对其他消费品会产生“挤出效应”。

　　我们知道，高房价肯定会使“未买房而欲买房”的人群选择“更多地储蓄”而压缩其他消费；高房价也肯定会使“已按揭买房”的人群省吃俭用还房贷，其消费行为也自然会被长期抑制。另外，有些刚毕业就买房的“啃老族”，还搭进了父母、亲戚的养老钱，这样不但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消费，还影响到了整个家庭、家族的消费。显然，要启动内需就不能让“高房价”持续下去。换言之，如果能实现居者有其屋，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要求，那么，即便投资或投机市场上房价高得再离谱，相信也不会遭到太多的诟病，

　　其三，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要从外需转向内需，也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启动内需除了要实现“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外，还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只有让老百姓有余力而无后顾之忧去消费时，中国的内需才能真正有效地启动，中国经济结构也才会趋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