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国务院批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首次提出研究建立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防控机制。此前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分类清理规范地方政府已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划清职能，规范运作，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管理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等的放贷管理。

　　2009年投资带动中国经济V型复苏后，国家开始关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由于去年大举投资和过度借贷，使得地方融资平台债台高筑。在此背景下，如何防范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显得极为重要。专家表示，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防控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建立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财税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地方债务风险隐患引起决策层关注
　　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达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全年新增贷款3.05万亿元。因此，融资平台的风险担忧早就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要求“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此后，“防止地方财政风险”列入宏观政策调整的重要议事日程。

　　今年两会期间，“政府性债务管理”成为政府工作报告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节中提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关键词。

　　专家表示，政府性债务是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以政府名义向国内外或境内外承借或担保，政府负有直接或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尽管“政府性债务”涵盖范围广，但当前仍是指其中最受关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曾指出，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就是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包括融资平台的规范管理。”

　　4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再次强调将“加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和贷款跟踪检查，加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风险管理”作为要重点抓好的工作之一。央行在《2010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加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风险管理”列为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之一。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在“两会”期间表态：“如果不能够正确地处理的话，就会带来潜在的财政风险，或者说是金融风险”。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银行施罗德基金副总经理谢卫眼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可能“绑架”财政和银行。为此，银监会已将可能透支地方政府信用的地方融资平台列为今年银行业三大风险之首。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工作报告在“政府性债务管理”前面加上了“切实加强”这个限定语，并强调要“增强内外部约束力”，以便“有效防范和化解潜在财政风险”。

　　“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张平“两会”期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事实上，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已体现在将“政府性债务管理”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使其明确地成为今年各地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一项重要工作。　　

     　风险防控关键是事权与财权相匹配
　　两会期间，谢旭人从财政管理角度表示，要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必须综合分析地方的财力状况、承受能力，加以规范和控制；还应当对目前的融资平台的融资状况进行进一步清理、核实，以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处理。同时，他认为，必须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包括融资平台的规范管理，包括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地方财政的偿债机制，根据财力状况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此外，还应当加强金融机构对平台公司发放贷款的管理，加强资本约束，控制集中度，对贷款对象要严格进行审核，做到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提高贷款的质量，切实防范风险。

　　5月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特别强调了“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并提出对清理规范后仍然违反规定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近日来，各地银行全面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业务火热进行。某大型商业银行湖南分行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该行融资平台贷款自查基本进入收尾阶段。监管层给银行的时间大限是6月底前全面完成。

　　在具体规范措施的背后，众多专家表示，地方财政风险防控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其中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匹配是改革的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建议，应完善中国财税体制，平衡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降低地方政府对外融资的依赖性。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党组书记、副所长高培勇也认为，各个行政级别应该重新定位，包括各级政府的行政权、立法权和财政权的重新确立。在行政体制尚未理顺的情况之下，给地方以举债的权利，就可能导致债务不负责任地滥发，最后只能由中央财政收拾这个摊子。

　　专家建议，对于确实应该由政府承担建设责任的公益性社会类项目，应该通过加大财政预算资金投资和中央转移支付、特殊国债等多种渠道，安排项目资金。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施正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问题是地方税收较少，而地方公共服务主要是地方的，却由中央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要规范化，以解决政府间财政关系。“规范的转移支付，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测算来确定地方具体的财政转移，以税基确定标准支出和收入，在此基础上补足差额。”施正文表示，以此既可以调节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之间的转移支付关系，又可以依此调整横向之间的差别，东西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确保各地区基本公共投入能够得到保障。

　　4月1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坚定不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研究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从而培育地方支柱财源，尽可能增加地方本级收入。谢旭人在其文中明确表示，“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实际上，今年“两会”上中央和地方在许多问题上看法的不一致，很大程度上源于财政问题，谢旭人的文章可能是一个信号，如果真的启动分税制改革，赋予地方足够的税权，或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施正文则表示，分税制改革让中央和地方成为相对独立的征税主体，关系更加明确。“分权存在合理性，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无论是集权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权。在我国，也是客观上存在的。”施正文说，“我就是讲，要吸收关于分权合理的成分，不是说全盘照搬，来解决中国的财税关系问题。”

　　 法制应成为地方财政风险防控的保障
　　专家表示，研究建立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防控机制，法制是制度化的根本保障。施正文表示，财政监督制度、政府投资基本程序，特别是有关财政体制、财权在中央和地方如何划分，这些财税领域的根本问题，要得到法制保障。“我认为，要把《财政法》的立法规划尽快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施正文说。

　　而在今年《预算法》的修订过程中，在获知地方举债写入征求意见稿后，很多人也表达了忧虑之情。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表示，地方债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如果允许地方自行举债，很多问题不易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对此，马海涛还表示，为防范更大的财政风险，必须另行制定公债法，辅以一整套公债预警体系。对地方债券的发债主体资格、发债方式、举债规模、偿债机制和责任追究等须做出严格规定，避免因地方政府所发债务超出其支付能力导致到期不能偿还。

　　施正文则强调立法的完整性。他表示，预算法要适当地扩大调整范围，如规定一些超越预算问题的基本财税问题。就预算的完整性而言，不能只管预算内的那一块，不能只管经常性的收入，还要对基金收入、债务收入、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等所有政府取得的收入都应该纳入预算。

施正文还表示，应当制定地方税法，扩大地方财权，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征管权。“当然，地方立法不能想怎么立就怎么立，要遵循中央给出的框架，原则和程序。”施正文说。　　

   此外，施正文还强调了要加快出台《转移支付法》和《政府投资法》。施正文表示，转移支付作为中央与地方基本的财政关系，需要通过法律来规范，特别是其中存在的问题，如层层扣留、专项转移支付过大而一般性公共服务比较少、地区财政差异不公等。而《政府投资法》则使政府投资活动有法可依，杜绝地方政府举债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腐败现象。

   在此基础上，专家也强调，要严格规范行政执法，加强执法监督和检查，坚决克服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违规现象。要强化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使各级政府部门和人员自觉依法办事，确保推进科学发展的各项任务和举措得到有效执行。

   本报短评
    地方财政风险防控首先需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而深入财税体制改革，理顺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匹配关系是建立风险防控体制的关键。解决地方政府相对自主的财权，才能彻底去除动不动就举债的陋习。
　　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而言，要加强信贷管控，对违规问题严惩不贷。针对地方政府庞大的平台贷款，无论怎么提早未雨绸缪也不为过。总体来看，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收入；过度依赖本来就不是合规的政府担保。若从这个角度考量，改政府担保为货真价实的抵押或将是解决之道。